陈宝生就“教育改革发展”答记者问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2日下午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应邀就“教育改革发展”这一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陈宝生说，今天是周末，看到这么多记者朋友来参加教育专题的记者会，很受感动，非常感谢。这是我到教育部工作后第一次参加记者会，因此我把今天的记者会看作是一场考试。各位就是出题的老师，也是阅卷的老师、监考的老师，我就是答卷的学生。希望今天的这场考试是一场素质教育的考试，不是应试教育的考试。下面我愿意回答各位朋友提出的问题。

“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新华社记者：刚才陈部长提到考试和教师的问题，我想替乡村教师问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的二元分割导致乡村教师难招难留。此前，国家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请问陈部长，这个政策实施的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还会出台哪些举措，来解决这些乡村教师的后顾之忧？

陈宝生：谢谢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我们的乡村教师代言。

我们国家现在有300万名乡村教师，他们是我国基础教育的脊梁，尤其是我们农村孩子成长的园丁。2015年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这个《计划》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计划，意味着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计划》实施以来，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由于历史、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乡村教师短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部也围绕这三个方面出台政策和措施，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要“下得去”。乡村教师短缺突出表现是“下不去”。《计划》颁布以后，深入实施“特岗计划”，这是专门针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毕业生到乡村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连片特困贫困地区和265个连片特困贫困地区之外的省贫县都纳入了这个范围。

二是“留得住”。下去了留不住，干一段时间就走了，“特岗计划”也有这个问题。解决留不住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招。第一招是中央财政投入了52.53亿元资金，有8.1万所学校的近130万名乡村教师受益。主要是提高补助，让他们在乡村从事教育劳动得到相应的补偿，大体上人均每月300元左右，一些省财政拿出资金投入，标准比较高，最高的每月1500元。这是解决经济范围的。第二招是在全国建了40万套周转房，为乡村教师、特岗教师建周转房，让他们住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能够安心在那里工作。第三招是提高他们的荣誉。我们向106万名在乡村从教30年以上的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颁发荣誉证书，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精神奖励，营造教师在乡村从教光荣的浓厚氛围，让他们有职业的荣誉感。这是解决“留不住”的问题。

三是“教得好”。解决“教不好”的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我们采取一些措施鼓励水平比较高的校长、教师向乡村流动，有经济措施也有保障条件的措施，鼓励他们流动。还有一个措施是培训，培训的关键是学校得有一个好校长。这两年，教育部培训校长380万人次，不断给他们培训，让他们提高管理和教学水平。好的校长带着一帮教师，乡村教学水平才会逐步提高。下一步，我们要继续贯彻落实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同时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尽可能向村小和教学点倾斜，统一城乡教师编制标准。另外，要下功夫解决好“长不高”的问题。所谓“长不高”的问题，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乡村教师评职称等职业发展问题。做好制度安排，经过一段时间，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就会得到较大缓解。谢谢。

“通过思政教育给学生筑起‘承重墙’”

人民日报记者：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短板在于缺乏针对性和亲和力，难以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和社会的期待。请问陈部长，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教育部下一步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工作重点将是什么？

陈宝生：去年1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为什么会开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正如你刚才讲的，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亲和力不够、针对性不强。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能够真正为高校学生的成长助力，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美容”。我们到高校去调研，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不高，人到了心没有到，什么原因呢？内容不适应他们的需要。主要原因可能是“配方”比较陈旧、“工艺”比较粗糙、“包装”不那么时尚，所以亲和力就差了、抬头率就低了。

所以，怎样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这次会议关心的重点问题，也是我们高校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怎么解决呢？

第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引导大学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要把这种学习注入实践的活力，充分运用实践中群众的丰富创造。要和实践结合起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是来自于实践，是能够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理论和实践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筑起一个“同心圆”。

第二，育德和育心相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对学生加强道德教育、法治教育，让他们能够在学校健康成长。同时，引导大学生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修身养性。要把育德和育心结合起来，让他们成长为健康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说，通过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这样一种教育，给大学生修筑起一座“承重墙”，将来走向社会能够承重，能够经得起各种考验。

第三，课内和课外相结合。课堂内一定要改革思政课的内容、授课方式。内容没有针对性，授课方式不适应，学生就不爱听。简单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一代人，当过农民，当过知识青年，当过工人，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上大学讲思政课，一开始讲生产力、生产关系，我们能理解。现在的学生高中毕业进了大学，校门对着校门，一开始就讲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他会很茫然，理解不了。所以，课堂内要改革，我们今年要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课堂外，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大学生浸泡在文化中成长。文化要浸泡进去，才能得到滋润。我想，这样就能够给他们建立起思想交流的“立交桥”，思政课肯定能够得到改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好的势头。

第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线上就是运用好信息化手段，运用好网络阵地，给他们输送正确的营养、健康的营养。线下就是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健康的活动载体，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健康成长。谢谢。

“通过发展教育割断贫困代际传递”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记者：

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凉山州“悬崖村”，让人感到特别揪心。同时，强调做好扶贫工作要精准发力，扶贫先扶智。请问陈部长，下一步我们在教育扶贫工作上将如何精准发力？

陈宝生：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凉山州“悬崖村”的关心，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深厚的情怀。教育部专门派出调研组，赴这个地方进行深入调研。

“悬崖村”这个地方的贫困孩子，为了求学，爬上爬下，每天在危险中行进，我们感到非常羞愧，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说明，打胜脱贫攻坚战对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最关键的一招。从目标上讲，叫“两不愁、三保障”，就是吃不愁、穿不愁，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这就是“吃穿教医住”。五个字中，“教”字在中间，它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做了几件事：

第一，制定一个规划。由教育部牵头，国务院六个部委联合颁布了《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围绕“吃穿教医住”这五个方面，定了这样一个规划。

第二，着力实施“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从单纯扶贫转向综合扶智。过去我们也扶贫，就是解决贫困问题，送点钱，搞一个项目。现在重点扶智，扶贫先扶智，通过发展教育，割断贫困代际传递。另一个转变，就是由大水漫灌改为精准滴灌。过去水龙头一开漫灌过去了，现在要精准滴灌，实现这两个转变。

我们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解决辍学、失学的问题，就是“控辍保学”。我们已经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16年，全国有一亿四千多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义务教育巩固率是93.4%，一些孩子还没有完整接受义务教育，所以辍学、失学这个问题要解决。二是解决“读书无用论”。读书无用的观念在贫困地区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家长认为，孩子认识几个字就行了，早点干农活，出去打工。三是解决贫困农民和普通农民在教育上差距拉大的趋势，要遏制这个趋势，解决这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总书记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规模问题，是一个义务教育入学的问题，数量的问题；第二个是质量问题，我们要提高它的质量；第三个问题是公平的问题。要解决这三大问题，我们要就问题来说。

就措施来说，首先是钱的问题。多搞一些钱，要加大投入力度，从基础建设到学生资助，向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倾斜。二是把数搞准一些。贫困地区各个学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有多少人口，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要进行分类帮扶，精准扶贫。三是把事做实一些。比如说经过三五年努力，让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在贫困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现全覆盖，做到这一点是了不起的事情。还有各个学段，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从入学到毕业，实现全程资助。把这些做到，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再比如继续实施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2016年，安排协作计划20多万人。如果一所高校每年招2000个左右的大学新生，按照这个数据来看，相当于在西部建了100所大学。我们要继续实施在农村贫困地区重点大学招生专项计划，提高这个比例。这是促进公平的重大举措，也是把事做实一些。最后一点是把人搞强一些。所谓把人搞强一些，就是专门干脱贫攻坚战的人要强一些。这有两项措施，一是教育系统参与脱贫攻坚战的人要抽精兵强将，到一线去打仗；二是积极争取财政支持，组织高校、教育单位对口帮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运用信息手段提高教育脱贫效果。我相信这四件事这样做下来，《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谢谢。

“规范人才交流，不搞恶性竞争”

光明日报融媒体记者：

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些重点高校到处高薪挖人的恶性人才竞争现象，有的甚至还开出了数百万元的年薪。我注意到你最近在一次会议上也呼吁东部高校要对中西部高校手下留情。除了呼吁之外，教育部有没有制度层面的阻断措施？

陈宝生：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因为你提这个问题等于对我前几天的呼吁给予了声援，你的关心对我来说是一次支持，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科技，再到教育。西部的人有一段时间还叫作“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西部的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教育系统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培养当地能够“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支持西部地区从东部地区引进人才；支持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输出人才。

尽管这样，西部地区包括东北地区高校人才外流的趋势总是遏制不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形成一个高潮，蔓延开来，这实际上对西部和东北地区来说是在“抽血”。因为打脱贫攻坚战有一个词叫作“造血”，要搞“造血机制”。“造血机制”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就是要有人才。你把人家的人才挖走了，不是“抽血”吗？我说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人家的命根，所以希望我们东部的高校手下留情。

当然，仅仅靠呼吁手下留情是不够的。正如你刚才讲的，教育部为解决这个问题，逐步作出了一些制度安排。2月份，我们已经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东部高校要对人才引进作出规范，薪酬条件都要作出规范，在薪酬条件等方面不能搞恶性竞争。我们第一步先通过这样的办法，遏制恶性竞争。为了挖一个人，说给你建一个什么设施，比如实验室，你来吧，给你一幢别墅，薪酬多少多少。这种恶性竞争在市场上都不那么规范，更别说对人才这样一种特殊对象，所以，第一步先要遏制恶性竞争。

同时，各高校要对人才聘用合同契约加强管理，对引进各种人才加强规范，像“长江计划”“千人计划”“杰青”，让他们遵守契约，在约定期内不要跳槽，得按契约办事，不然就恶化了人才流动环境。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不断地今天跟甲方谈，明天跟乙方谈，后天跟丙方谈，营造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流动环境，这不行。

下一步，在今年2月份出台的规定的基础上，引导各高校形成联盟，制定公约，对薪酬等条件大体上作出规范，目标是不让它恶性竞争。人才竞争是遏制不了的，但遏制恶性竞争是可以加以管理的。要规范正常的人才交流，不要搞恶性竞争，不要恶意挖人家的墙脚。从教育部的角度讲，也要改变一些评价机制。用评价机制作为指挥棒，使我们的高校下功夫练内功，自己培养人才，从海内外吸引人才，而不要浪费人才。谢谢。

“对职业教育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央视新闻移动网记者：

我问的问题是关于职业教育的。工匠精神已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大国工匠们也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大国工匠都是从最基础的工人成长起来的，现在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还处在有很多问题的阶段。请问陈部长，我们的职业教育下一步应该怎样发展来适应新形势下的变化？国家是否有相关制度上的设计？

陈宝生：谢谢。这几年由于央视播出一个专栏节目，我们国家开始流行两个词，一个叫作“大国工匠”，一个叫作“工匠精神”。这两个词都和职业教育关系非常密切。职业教育是我们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可以到福州去看看马尾船政学堂，那是150年前建的，是一个标准的职业教育学堂。它的办学理念、教学方法、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职业学校里面都不落后。所以，职业教育在中国已经成长了很长时间，有了坚实的历史基础，现在又有着急迫的现实需求。为什么？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新常态，进入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大变动的时代。这个阶段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加上我们国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急迫的要求，要求我们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大规模的技术人才支撑。也就是提供两个公共产品，一个公共产品是在全社会通过职业教育弘扬工匠精神，一个公共产品是提供大量的大国工匠。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这些年来，中央对职业教育作出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安排。我们有《职业教育法》，我们召开过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作了全面安排。现在，职业教育这一块，我们每年培养近千万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作出的贡献，但是我们还不适应。不适应在什么地方？不适应在我们的办学理念，整个社会的理念都不适应。就社会的理念来说，大家希望上普通高校，不上职业学校，还是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这是理念方面的，我们还存在一些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就是重课堂教学、轻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和实践“两张皮”，课堂上学的不会熟练操作。在内容建设方面也有这样的问题，内容比较陈旧，讲的还是过去的技术，学生学了去就业，这个技术是过时的，没有用。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二是一定要采取管用的措施。我们采取了几条措施，首先，发布《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与之配套的一个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是工信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根据这个《指南》，加快人才培养。其次，发布脱贫攻坚规划。根据脱贫攻坚规划，每一个贫困家庭培养一个人，让他掌握一门技能。这两个规划是非常实在的。第三，促进产教融合。我们有一句形象的话，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学校建在开发区里。只有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才能了解产业发展的现状；学校建在开发区里，才知道开发区人才需求的动向，知道需求，才能提供供给。第四，促进校企合作。也就是学校和企业合作办学。企业的技术人员可以到学校去当老师，学校的老师到企业去工作一段时间，建立一种“旋转门”机制。这种办法发展下去，就可以促使校企一体，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特别是大企业。第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我们叫作“双师型”队伍，既可以操作又可以教学，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学校，但是他是“双师型”的人才，这对于提高质量非常重要。第六，要作出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就是我们要修订《职业教育法》，目的是引导整个社会转变观念，对职业教育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把职业教育看成孩子人生发展的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选择和途径。第七，在制度上解决现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分离的状况。也就是建起一个“立交桥”。在职业学校就学的，他想上普通学校可以转过去，二者可以在一定的节点上实现转换，搭起一座“立交桥”。同时改变考试制度，目前，普通高校先录取，然后职业学校再录取，好像职业学校低人一等，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制度上作出安排。

总的来说，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非常重要，和普通教育一样，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智力保障。我们既需要培养爱因斯坦，也需要培养爱迪生，需要培养鲁班。谢谢。

“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不具备社会基础”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最近几年对于义务教育的年限问题，社会上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倡议向下延伸，向学前教育延伸，还有一种是建议向上，向高中阶段延伸。请问陈部长，现阶段国家有没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考虑？如果有，是向下延伸还是向上延伸？你怎么看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实施的15年免费教育，觉得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地区延长了义务教育？

陈宝生：我注意到媒体上有一些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义务教育是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向上延伸还是向下延伸，这要依法确定，是国家事权。义务教育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强制，第二个特征是普及，第三个特征是均衡。

如果说向下延伸或者向上延伸，所谓向下延伸，就是学前三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向上延伸，就是把高中教育阶段纳入义务教育，从强制的角度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具有这样的社会基础、社会共识。

义务教育是法定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时间还不长，还是低水平的，现在打脱贫攻坚战，在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还面临很多问题。也就是说，向上、向下延伸的基础还不牢靠。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国家义务教育是九年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从孩子的成长和个人选择来看，增加或保持一定的个人选择、家庭选择，对孩子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什么时候具备、什么时候延伸、向下延还是向上延，那要看以后的发展，让发展回答你的问题。

至于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省区实行15年免费教育，概念非常明确，这是免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要通过立法来解决，他们搞的是免费教育。在民族地区搞一些免费教育，这是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教育的一种关怀。如果其他地方搞免费教育，是他们从实际出发，有财力支撑，当地党委、政府可以从实际出发考虑。我们认为，现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来考虑，我们不办那些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办了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巩固不了，最终会损害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免费和义务是有区别的。是不是要实行和延续，要看发展；是不是要免费，要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量力而为，精准发力，保障公平。谢谢。

“让留学人员回国潮来得更猛烈些”

广东广播电视台、触电新闻客户端记者：

从数据上来看，现在中国一年有超过40万名留学生回国，成为最大的“海归潮”。如此大数量的留学人员回国，国内是否做好了准备呢？又将有哪些举措支持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陈宝生：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留学人员回国，现在每年有40多万名要回来，就是最大的回国潮。我很喜欢“潮”这个概念，有“潮”就有动力，有“潮”就有风景。改革开放以来，截至去年，大约派出去458万名留学生，回来了多少呢？322万名。就是说，我们派出的留学生有八成以上回国效力了。这个回国效力，有长期的，有短期的。

刚才讲每年有40万名海外留学生回来，确实是这样。回国潮，为什么会形成“潮”呢？因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留学生回国创业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培养了典型示范。

动力，就是海外留学人员回来，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学术追求。条件，是说有了这样人生出彩的机会、学术发展的条件，一般的科研发明条件都具备了，有资金方面的，有设备方面的，硬件、软件相互配套。况且还有他们人生的标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为共和国作出了突出贡献，“两弹一星”元勋就是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又活跃了一大批这样的先进典型，他们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树立了人生的标杆。所以，形成这样的“回国潮”并不奇怪，我很喜欢这样的“潮”，让这样的“潮”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现在从教育部的角度，一是给回国人员提供服务，为他们建立“绿色通道”，让他们回来办各种手续通畅一些，少走一些弯路。

二是给他们提供事业条件。比如“春晖计划”，资助了数千名海外人员短期回国搞研究，支持西部、东北高校和海外留学人员搞科研合作，目前已经立项2000多项。

三是提供岗位。比如我们支持高校引进各类人才，像“千人计划”等，已经引进了1094人。促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在教育战线落地，十八大以来，已经有2003人在教育战线工作了。同时，我们还为他们搭一些台，我们搭台、他们唱戏，通过人才推介会、洽谈会等一些平台，让他们在平台上寻找机会。

四是为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提供比较全面、综合、周到、方便的留学服务。我觉得把这些服务做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回国潮”会来得更猛烈一些。谢谢。

“‘双一流’不是‘985’‘211’的翻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记者：

自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以来，网络媒体炒作多个版本，比如拟建的学科和高校是什么？还有人担心“双一流”建设会成为“211”和“985”建设的一个翻版。请问“双一流”在建设管理上将有哪些改革措施，消除社会对它的误解？同时，大家关注的“双一流”名单大概什么时候对外公布？

陈宝生：“双一流”是2015年以后，我们国家产生的新的词汇，简称为“双一流”。它的知晓面相当广，我注意了一下媒体反应，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界、局限于高校。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总体方案。前不久，教育部等三部委下发了实施办法，到此为止，“双一流”建设的顶层设计、配套制度、工作方案、遴选标准、遴选机构、工作程序都具备了。

这两年，关于“双一流”的报道很多，有的网站发布了所谓的“双一流”学校和学科名单。还有一种猜测，“双一流”大学和学科怎么遴选，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挖人才、搞包装，想包装上市。“双一流”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它的定性就是8个字“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有机融合，它不是“985”“211”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寨版。它是一个全新的计划，在“985”“211”基础上，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事业在新历史潮流下推向前进。

怎么回避刚才你提到的弊端，消除这些担心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双一流”的遴选范围。我今天明确地讲，“双一流”遴选范围中，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是平等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只要你认为有这个本事、条件，你就多一点自信。也就是说，我们同等对待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建不了一流大学，可以建一流学科。两类遴选，一类叫大学，一类叫学科。

二是公平竞争。不能跟过去一样，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搞评估，最后确定谁上谁下。按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标准，需要第三方评估，需要专家委员会评估。我讲了四句话，叫作“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

所谓竞争优选，就是无论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是竞争出来的。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专家评选，就是组建专家委员会，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做，最近几天会做完，专家委员会主要由一些战略专家组成，由他们根据标准进行评选，这是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就是专家评选之后拿出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大学建设的初步名单，由政府根据服务国家战略来比选确定。动态筛选，就是名单中的学校和学科是有周期的，不是终身制、固化的，一个周期完结的时候，如果不行，请让位。原来是终身制，只进不出。新办法是有进有退的，是动态的。我们最近正在组建专家委员会，在专家委员会基础上，确定标准进行遴选，争取上半年完成这个程序，公布第一批建设学校和学科的名单。

“校园跑道建设不能搞‘低价竞标’”

北京青年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去年多地都发生了校园“毒跑道”事件，有一些家长甚至只要孩子入学的学校有塑胶跑道，就非常担忧。我的问题是，目前我们国家塑胶跑道的新国标进展情况如何？另外，我们如何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来杜绝校园“毒跑道”？

陈宝生：“毒跑道”事件是舆论普遍关心的一件事，社会关心、家长关心、政府关心。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组织力量做了认真研究，对每一个事件都做了调查处理，从中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跑道建设从材料到工程、设计等，没有标准或者标准非常陈旧。比如材料的标准，是多年前的一个标准，非常陈旧。还有在制度安排方面，也有缺失，主要是招投标制度方面。招投标都喜欢低价竞标，谁喊价低、报价低，谁中标，不是按照标准来办，没有质量意识。还有就是人才方面存在缺陷，学校老师对这个标准不熟、不清楚，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就产生了“毒跑道”事件。怎么解决这个事？我们觉得主要是抓三个方面：

第一，要修订或者新建标准。这两年我们和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合作，对跑道建设的材料、设计、建筑等方面分别制定了标准。这个标准已经经过了充分论证，今年上半年按照标准发布的程序进行适应性调查，这是制定一个标准的基本程序。适应性调查是大范围的，这个程序完成之后，标准就要对外公布，将来就按照这个标准执行。这是要办的一件事。

第二，在制度上作出修改。招投标制度不是按照谁报价低，就让谁来中标，要按照标准、质量要求来办，这是关系到我们后代的事情。

第三，靠实责任。我们和几个省市签订了备忘录，将来还会逐步和更多的省签订备忘录。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责任落实了，才能逐步减少这类事情，责任不能缺失。今后校园跑道以及相类似的设施，在建设程序上最好是搞代建制，谁中标谁代建。建完以后“交钥匙”，交给学校使用就可以了。学校不会做，就请专业力量来做。谢谢。

“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要树立法治思维”

中评社、中评网记者：

去年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个校园暴力事件是媒体上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香港在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住校社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该类事件的发生。请问部长，香港的经验对内地解决该类事件有什么借鉴之处？未来内地和香港可以就“校园欺凌”事件展开怎样的合作？

陈宝生：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叫作校园欺凌，一个叫作校园暴力。我觉得，对这两个概念作一个区分是必要的。

校园欺凌是发生在学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一种失范行为，相互带有欺凌，但不是犯罪。校园暴力，是犯罪，是违法行为。二者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交集。校园欺凌可能有时候带有轻微的违法。我想对这二者要作一个区分。

校园欺凌的特点有四：一是发生在青少年之间，这是主体。二是欺凌不是玩笑，也不是过分的玩笑，和玩笑无关。三是欺凌还带有一些炫耀，是孩子不成熟的一种行为方式，炫耀力量、炫耀关系、炫耀地位。四是手段有时可能很残忍，这种残忍也许是孩子自己无法评估、自己把握不了的，他不知道后果，这是校园欺凌。

对于这种校园欺凌，教育部和高法、高检、公安部等联合进行了综合治理。这两年综合整治以后情况大有好转，但还没有根本消除。我们采取的措施，一是首先明确一条，解决校园欺凌的问题要树立法治思维，多用法治方式，以法来办，只有这样，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才能取得社会共识。

二是建立机制。没有机制，责任就落实不了。这个机制有两条，一个是校园内的机制，我们叫作校园安全防范机制，得有人把这个事管着。还有一个就是校园外面，就是围墙外面的事，那就是综合治理机制。学校所在周围，街道、社区、派出所、企业联合防范，用社会的力量、家长的力量、学校的力量进行综合防范，建立这样一种机制。

三是明确重点。有了重点，才能把它解决好。要根据学生发生欺凌的行为、特点，大体上把治理重点确定下来。

还有就是要加强教育，加强排查、督导，当然还需要有专门的力量。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中小学在均衡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学校已经在门口设立了保安人员，有的还设立了法制副校长。这是借鉴了国外包括中国香港的做法，当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创造。这个机制很好，我们正在推广。我们验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候，其中一条标准就是有没有保安人员、有没有法制副校长。我们也会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国际合作。谢谢。

“校园足球给中国足球开了人才成长新通道”

新京报记者：我们知道，中国足球一直以来都是国人心中的痛。近年来，教育部提出发展校园足球的计划，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请部长介绍一下，目前我国校园足球工作的进度如何？还想请你预判一下，通过发展校园足球，什么时候才能化解中国人这个心中的痛，让中国足球真正走向世界？

陈宝生：发展校园足球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总书记非常重视我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这也是广大球迷的期盼。每逢赛事，球迷都心里暗暗祈祷、祝福、期盼。我们找到了一个长期发展的突破口，就是校园足球。校园足球给中国足球提高竞技水平，开了一条人才成长的新通道。它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一是普及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也就是扩展了普及面。我们已经确认了1.3万所足球特色学校，今年要达到2万所，最终在2020年达到建成4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的目标。确定了近70个校园足球特色县，确定了4个改革试验区，这是要扩大覆盖面，就是要普及，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件事。

二是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主要是编制了校园足球教学指南，拍摄了视频，制定了技术和内容方面的规范机制。

三是抓了培训。我们对20多万名特色学校的校长、教练员、体育老师、裁判进行了培训。

四是开展赛事，加强交流。去年一年，我们开展了20项赛事950多场次，7500名高中生、大学生参加了这个比赛，这个赛事是高中和大学之间的赛事。同时，我们遴选了243名外籍教师到特色学校、中小学任教，还和德国签订了足球合作协议，选了一批教练员、运动员到英国、法国、西班牙进行交流，我们的球队出去跟他们的特色足球学校去踢。就是说，初步出去试了一下，这条路是可行的，开辟了这么一条通道。

把校园足球这个事搞好，不是一个速效的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大家想想，杨树长得很快，松树长得很慢，但松树管用。校园足球就得经历一段时期，为中国足球多培育几棵松树，所以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社会的理解，需要各方面的支持。

具体的工作，第一件事是做大分母抓普及。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要建4万所足球特色学校，参加的人越多，我们从中选择的余地就越大。第二件事是做强分子抓竞赛。抓竞赛，分子就是从分母里挑出来的这些人，要竞技、比赛，要和竞赛体系结合起来，是比赛出来的，而不是人为挑选的，要靠脚下功夫。第三件事是师资队伍抓培训。我们现在师资太缺了，所以一个办法是抓紧培养。远水不解近渴，对现在的体育老师、校长抓紧培训，国内国外资源都用起来抓紧培训。还有一个就是把现在的运动员，能用的用起来，当教练、搞培训。第四件事是有序发展抓标准。校园足球这件事还要有序发展，循序渐进，不能一窝蜂、一哄而起搞运动，那不行。所以，我们要做各种标准，像工作标准、竞赛标准、选材标准，程序要分类制定好。没有标准就没有质量，这是我们的理念。第五件事就是保障条件抓短板。现在最大的短板是什么？是场地，没有场地就要靠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了，为这些特色足球学校、为这些孩子们提供一块绿茵场，让他们能够练练脚下功夫。第六件事是开阔眼界抓交流。就是要“走出去”，跟人家交流，跟强者请教，跟他们比赛。第七件事就是加强管理抓协同。这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教育和体育合作，学校和企业合作，各方面协同起来，加强管理，目标就是一个，打破中国足球那种让球迷不太满意的循环，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当然，我们也知道，校园足球这一条路不可能完全满足中国足球腾飞、振兴的要求，但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作出一份贡献，我们就满意了。谢谢。（《中国教育报》北京3月12日讯）